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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废弃社区|郝利琼:治理的困境,是社区垃圾分类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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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郝利琼      来源:沃启基金会       时间:2019年07月31日

导语


2019年,中国的垃圾分类经历了多年缓慢前行、波澜不惊之后,政策空间突然打开,骤然成为全民关注甚至争议的公共议题。尤以上海为代表,立体动员,以强力全面推进,标志着中国的垃圾分类突破了由量变到质变的零界点。一些相对成熟的政府与民间合作的地方试验模式,也由此进入公众视线。


垃圾分类是垃圾的问题还是治理问题?在今天的形势下,公益组织是继续“搞活动”还是要“做社区”,才能真正推动垃圾分类落地?在社区力量很小的时候,政府引入第三方组织来服务社区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公益组织和企业关注的社区目标和可以提供的服务是不同的,政府该如何选择?


本期我们为大家呈现爱芬环保联合创始人郝利琼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她在访谈末尾提出的担忧,也非常值得回味。下期郝利琼将分享社区动员的实操经验。


关于作者



郝利琼:社区-垃圾分类工作实践者、培训师;爱芬环保联合创始人、顾问;零废弃联盟执委。在社区和垃圾议题上工作10年,关注从环保议题入手的公众参与和社区治理,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入的理论思考。


成立于2012年的爱芬环保,至今已在上海推动了300余个社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在不断的累积和反复实践中,爱芬环保探索出了一套针对中国城市社区的垃圾分类体系,并称之为“爱芬模式”。“爱芬模式”以社区垃圾分类工作的“三期十步法”为核心,联合垃圾分类链条上的各个利益相关方,在社区建立可持续的垃圾分类管理系统,在半年到一年内达到让社区大部分居民实现自主、持续分类的目标。


爱芬模式的核心,是提供系统的支持以支撑公民环保行为的改变


沃启:今年6月,爱芬在上海发布了垃圾分类工作模式2.0。在城市社区垃圾分类方面,爱芬模式的核心要点是什么?


郝利琼:我这么多年观察中国的垃圾分类,始终在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垃圾分类做了那么多年始终无法持续?我观察的结果是,这是由于之前数年的垃圾分类宣传都没有真正落实到社区,没有在社区形成长期稳定的硬件和软件条件,因此居民的分类行为无法很好地被系统地支撑。


2016年底,我给零废弃联盟写了篇文章,正式提出了“社区可持续的垃圾分类管理系统”这个概念。一个系统可以是有形或无形的存在,但必须要支持人的行为的可持续。像垃圾分类这样的社会公共行为的发生具有很强的利他性,本质上是不能被强制的,它更多要基于人的理念的转变,基于人的某种社会责任感,或是基于社区的影响。人的环保行为,其实是很脆弱的,在没有法律强制和经济刺激的时候(比如垃圾付费),它很容易退缩。靠政府惩罚、靠社会宣导,其实很难,但它可以依靠社区的力量,通过社区的服务和管理去支持他长期的行为。所以我常常说,垃圾分类做不好并不能说明中国人的素质不行,更多是因为政府和社区没有建立一个好的足以支撑人的行为改变的平台和机制。


沃启:关于这个系统,您之前提到过几个关键要素,比方说组织、硬件还有可持续的废弃物管理制度,这些都涵盖在内吗?


郝利琼:它包含了3个要素,一个是组织或团队,一个是硬件(2019年我把它更新为“规则”),一个是制度。一个小区,无论它多大或多小,要做好分类,都必须先要建立这样的系统,而且这个系统要比较好地运作下去。有的小区,看上去并没有明显的管理制度,或者依靠一个负责任的保洁员就可以长期维持,但实际上它的持续运转,依旧有赖于一个隐形的管理制度在发挥着作用。


沃启:如果其他组织想复制爱芬的模式,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郝利琼:爱芬的模式根植于上海社区,我观察到,上海的社区相比国内其他省市而言,有比较强的社区治理的能力,主要表现在:1.居委会能力较强,服务意识较好;2.在有业委会的小区,业委会能力普遍较强,这跟大量退休的专业人士加入到社区治理中有关;3.上海整个城市的精细化管理能力较强。


爱芬模式是基于对社区管理者的赋能,使其具备在社区开展垃圾分类的能力而实现垃圾分类的。这对社区的管理能力是有要求的。这也说明,爱芬模式是有局限性的:在社区能力强的城市会比较好复制,如果社区基础差,社区能力弱,要使用爱芬的模式,就会比较困难,或者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是其他第三方组织使用爱芬模式时要注意的。


但是,如果把社区治理能力建设看成一个动态的过程,把垃圾分类这个涉及社区所有人群的工作,作为进行社区建设的一个机会,这种局限性就可以减小,甚至转化成为新的优势。



三期十步法 | 东方网

沃启:爱芬模式目前主要在社区运用,在别的场景,如校园、公共场所、大型活动等,是否也能被复制?


郝利琼:这些场景本质都是一样的。我对社区的概念界定是:一个有人聚集的地理空间。在目前爱芬的方法论里,主要是指居民社区,但在我的概念里这个社区更大,包括学校、单位、车站、咖啡馆等等,都属于社区的范围,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但在特征上有区别。主要的区别在于空间的权利和归属,有人管控的空间比无人管控的空间,其运用要更为容易;此外是人群流动性的大小,流动小的要比流动性大的更容易。


沃启:目前,很多公益组织在社区做垃圾分类,更多的是在做活动,很难真正推动实现垃圾的分类和减量。爱芬长期在社区扎根,摸索出了有效推进垃圾分类的方法和技术。在社区垃圾分类落地推进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郝利琼:关于这个问题,这两年我在国内的各个场合讲到很多。很多公益组织在国内做了大量的垃圾分类活动,很多政府项目也是在“搞活动”,而没有“做社区”,这二者是很不同的。做活动确实有助于传播垃圾分类的知识,提高居民的分类意识,但有了意识跟居民实际去做还是两回事;居民想分类,跟居民有条件去分类也是两回事。所谓“居民有条件做”,就是居民在社区能获得关于本小区垃圾分类的信息、能获得垃圾分类知识和技能的指导,居民有地方分类投放垃圾,在投放的时候可以得到指导,居民分类好的垃圾应该被分类清运等。目前,这些条件,大部分小区都不具备。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垃圾分类有这么大的认知度的情况下,公益组织的工作,不用再花大力气做理念传达,而是应该落实到社区去做社区建设,帮助社区做硬件建设、做有系统的培训、大规模的社区动员、设计针对本社区受众的宣传教育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把垃圾这个议题从社会层面引入到社区层面,推动社区真正开始分类的行动。


垃圾分类厢房 | 网络



爱芬推垃圾分类,做的是社区治理的“慢活儿”


沃启:有很多社区可能觉得购买你的项目,应该就是你来负责。目前我感觉很多都是公益组织在主导项目,那么,怎么去让政府认识和转变角色意识?


郝利琼:我认为,垃圾分类始终是社区的事儿。本质上,爱芬不对社区垃圾分类的最终结果负责,我们的定位是给社区赋能、陪伴、推动。一个公益组织在最初进入社区,确实得亲力亲为,做很多一线的工作,得学会如何在社区做垃圾分类。但你始终不能越俎代庖,代替社区做决策,代替社区做很多一线执行者的活儿,而是要让他们自己做,自己生长,自己发展和完善。公益组织进入社区,要理性地了解自己的角色,找到自己的定位。即使一时达不到,在心里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公益组织的作用不是在于动员居民做什么,更重要的是要让社区的“三驾马车”(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有能力、有意愿去做事,有做环保的视野和愿景。爱芬的核心要点是,为社区提供技能,在过程中陪伴他们,让他们自己能成长。我们对接的是社区的管理者,只负责让社区管理层有能力来建设可持续的垃圾管理系统,由他们带领和发动社区去实现垃圾分类的目标。


垃圾分类是个很复杂的社会工作,政府官员对它的认知是需要时间的。我始终强调垃圾分类是一个社区工作,是外人代替不了的。但是在社区自身能力不足、资源缺乏的情况下,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来提升社区能力和短板,是非常重要的。在上海,这甚至是关键性的策略,由此引进外部组织来帮助社区发展自身能力,拓展自身资源,陪伴社区打通难点,为社区提供更多创意等等。实际上,面对垃圾分类这样的工作,小区常常面临很多困难,缺乏动力和信心,外部组织的介入确实可以带来新的气象和力量。但大家都要知道彼此的边界在哪里。政府尤其要知道你引入的第三方组织是要做什么,达到什么目标,只有目标清晰、角色清楚,才能设计更好的外部组织购买方案,为社区提供必要和亟需的服务。



社区|flickr


沃启:现在各地都在启动垃圾分类,政府的大量招标都是针对企业,很少有公益组织参与进来。公益组织和企业在这方面的差别在哪儿?


郝利琼:很多地方政府着急于解决问题,而且是规模化的提供解决方案,企业显然比公益组织更有优势。但政府在行动之前首先需要思考清楚:垃圾分类到底是什么,到底要取得什么目标?这就涉及对垃圾分类的认知问题。


在我看来,垃圾分类不仅是要居民把垃圾分出来,更重要的,如何在成本合理的情况下,让居民的行为能持续下去。即使在法律强制下,居民的分类行为也是需要持续监督和持续激励的,这种监督或激励的成本,在垃圾分类高峰宣传期结束之后,由社区来承担的是比较合理的。


从世界上垃圾分类做得比较好的国家或地区来看,靠法律的惩罚难度太大,靠政府来管理成本太高,唯有依靠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才能既管好了垃圾分类,也提升了居民素质,提升了社区治理能力,一举多得。所以,我始终认为垃圾分类是一项社区工作,和社区治理紧密相连。


政府购买第三方组织服务,包括社会组织和企业服务,两者各有利弊。如果社会组织是走社区治理的路线,一般比较慢,但成本低,比较持久,而且能慢慢推动社区的内在改变,推动社区治理结构的变化。在很多城市,政府也购买企业的服务,有些企业人力投入高,活动力度大,给居民提供有吸引力的礼品,短期内能让居民产生规模化的分类行为。甚至在一些做的好的城市,居民行为持续度也挺高。但它需要政府持续投入资金,且这种方式无法为社区治理带来有效的改变。


一般而言,公益组织在协助社区治理上更有优势,可以协助居委会进行宣传、教育、动员、社区协商、冲突调解等。另一方面,企业规模大,资金雄厚,创新能力强,可以介入到硬件改造、专业知识培训、社区回收、末端清运里面来。政府可以根据公益组织和企业的不同特点购买服务,使两者能够优势互补。


沃启:您提到爱芬模式强调推动居民自治以保障可持续的垃圾分类,如何保证这种可持续性?


郝利琼:在垃圾分类高峰宣传期结束之后,小区垃圾分类如何保持一定质量地持续下去,这是很大的考验。人的分类行为始终是需要被提醒和监督的。在我们做的好的社区里,都一直存在着一个垃圾分类的管理团队,大多都是由老年志愿者组成。


这样的志愿者小组的存在,发挥了居民服务社区的精神,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加强了社区联结,激活了社区空间。而且这种服务就在家门口,是低成本、可持续的。这就是垃圾分类志愿者小组的价值。


志愿者小组可以做的工作包括:监督、问题反馈、宣传、组织社区活动等。社区要给志愿者小组赋权,并给出清晰的工作任务,让小组可以主动地开展工作。


但是,这样的志愿者小组的存在始终是需要支持的。它需要政府部门和社区居民的共同认可,以及必要的工作经费。在社区,往往很小的一笔钱就可以支持一个小组的发展,而这个小组就可以支撑起垃圾分类的持续开展。



垃圾分类志愿者|上城发布


沃启:早些时候,爱芬是在社区里带动居民推垃圾分类,比较深入。现在垃圾分类成了全市的政策,自上而下全面推开,政府任务的面比较广,可能就没法像以前那样深入了。爱芬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郝利琼:早年我们在小区的工作确实比较深入,花大量时间跟社区与居民互动,和小区的人很熟,大家慢慢把垃圾分类做起来,那种方法比较接近于社区营造。那是我们摸索垃圾分类的社区工作方法的时期,我自己对垃圾分类和社区治理的关系的认识,也是在那几年和小区密切接触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后来,垃圾分类变成街道的工作,有几十个小区要做;再后来,有上百个小区要做。工作方法就慢慢变化了。我们开始把之前在社区中摸索出来的方法,用在之后的小区上,检验它的有效性。当然,与此同时也要完成政府的任务和指标。


现在,垃圾分类变成了一个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工作。对爱芬来说,这样的局面,是我们很希望看到的,也是我们这么多年在上海推动垃圾分类的一个小小成果。但是光靠自上而下是不行的,政府给出的任务和目标,社区要能接得住、落实得下去、管理得好。自上而下,必须跟自下而上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目标。


不过,我自己始终有一种警觉。就我看来,垃圾分类这项工作的价值,当然不仅在于它的环保属性,还在于它的社区属性,在于它可以推动公民自觉、公众参与和社区治理。如果在自上而下的推动中,垃圾分类成为一项政治任务,被分解成很多的目标和指标,大家都为了达到指标在行动,而忽略这个过程中更为重要的、可以激发的公众参与的巨大潜能,和推进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结果,那这么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可以带来的社会可持续变革的机遇,就失之交臂了。


“对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组织而言,垃圾分类给了他们重新与居民建立联系的机会。这种联系,可以导向简单的命令与服从,也可以导向更可持续的协商和社区自治。” 几周前在我和第一财经周刊记者的对话中,有这样一段话,比较贴切地说出了我的这种担忧。



访谈后记

访谈前一天,爱芬社区垃圾分类工作模式2.0正式发布,其目标是在街镇层面建立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系统的推动方法,帮助街镇辖区内小区顺利推进,最终实现居民自主和持续分类。


爱芬的模式试图回应社区垃圾管理能力不足、需快速建立社区内生力量、推动垃圾分类的方法不足、街镇长效管理机制有待完善等当下亟待解决的四大问题。从社区层面的动员到街道层面的协同和推动,爱芬将面临更多更复杂的挑战。在访谈中,郝利琼表示希望能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如持续的资金、专业技能和人力等。


垃圾问题的解决需要耐心,需要政府、市场和公益组织协力发挥各自的优势。处于公益链上游的基金会,或许可以为在地实践组织提供更多的平台支持和资源支持,推动垃圾分类的行业生态建设。


在访谈收尾的时候,郝利琼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在垃圾分类正快速成为各地政府任务驱动的背景下,一方面,作为公益组织一直期待的结果,这个议题的推动出现了积极有力的动能,与此同时,这种空间的突然打开,也使一个更为重要的议题浮出水面:环保议题急风骤雨式的强力推动,只是新一轮的社会管理议题,还是会带动中国的社会建设和社区治理大步前行?



访谈人:汤婷、吴纯
访谈编辑:付涛
排版编辑:吴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