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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行动者研习营·基础课程】刘韬:田野调查与NGO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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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韬      来源:沃启基金会       时间:2018年02月11日


刘韬,新南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青年社会领袖田野营”创始人。本文由刘韬在“青年公益研究者研习营”基础课程上的授课内容精简,由研习营整理发布。关于研习营,请看文末介绍!


田野研究

是人类学研究的方法,田野研究方法跟NGO工作的关系,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开始追溯。

发展机构如何进入历史舞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成了科技的极大发展,同时导致了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殖民地国家纷纷脱离宗主国独立。但殖民地国家独立后仍然处在非常贫困的状态中,急需摆脱贫穷。于是有不同的群体围绕“如何摆脱贫穷”开展了工作。其中的一个群体是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战争使他们意识到,区域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不对等是持久和平的潜在威胁,于是他们开始着力解决前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欠发达的问题。另外一股潮流发生在前殖民地国家内部。二战以后到五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兴盛起来,这给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内生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资源。他们开始反思为什么国家的经济不发达,我们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于是这两股力量形成了一种正向的思潮。除此之外,在宗主国内部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势力,他们不愿意殖民体系就此坍塌,希望还可以继续控制宣布独立的这些国家。


这三股潮流交汇到同一个问题上——如何促进发展?解决区域不平等的学者认为,维持持久和平的关键是发展;前殖民国家的有志之士觉得改变前途和命运要发展;宗主国的一部分人觉得维护在前殖民地的既得利益,必须继续控制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资源和权力,这种控制装扮一下也变成了发展。所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术语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发展要有一个抓手,怎么做发展、谁去做发展?这个时候出现了现代NGO的雏形——发展机构。   


发展行业为什么需要人类学?

研究发展有一个专门的学科叫发展学,发展学的创始人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认为,发展行业的未来在人类学。


Robert Chambers

最初发展学的专家来自各个专业背景,还有一部分是职业官僚。第二次世界战争极大的促进了工业生产,工业化大生产讲究效率和标准,这套思维模式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成为了全球思潮,全球性的植入到人们的思考方式中。发展专家们也不例外,他们在这套思维方式的推动下,以数字为工具,常常追求用最有效的方式达到多快好省的效果,但很快他们遇到了问题。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在非洲某地,当地小孩很容易得一种病,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但只要给当地持续提供一种药,这种疾病就可以根治。于是一个项目团队就针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个详尽的模型,论述了药品生产、运输、储存、发放的各个环节,并按照模型高效地执行。但一个月以后所有派药的人都被赶出了村庄。原来,在很多部族里面巫师除了掌管祭祀之外还具备很多其他功能,既包括医生的职能,比如老百姓得了病会去找巫师施法;也包括民事行为见证人的职责。比如两个村民做交易的时候要有巫师在现场来承认是否交易有效。这个发展机构的发药行为削弱了巫师的医生功能和权威,巫师受到威胁之后觉得村民接受了发展机构的药,那我就不见证你的民事行为,导致村庄里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受到影响,村民们自发地就把发药的人赶走了。

在20世纪60年代的印度也有这样的故事,有一家国际发展机构发现印度某地针对女性性工作者的犯罪率特别高,同时发现女性性工作者集中活动的地区没有路灯,于是论证得出结论,修了路灯犯罪活动受到干预就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但当时印度的基础设施非常差,要建设路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个国际发展机构排除万难组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团队着力解决这个问题,从修电站开始着手,法国的工程师做电站的规划,日本的工程师做路网、电网……大概三四年左右完成了这个亮化工程,但没多久,路灯全被砸了。原因是当地没有公共厕所,在当时的条件下居民们习惯于在公共场所解决问题,路灯的出现大大影响了包括性工作者在内的当地居民。


这两个故事所说明的问题使发展学家们反思,文化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做好发展工作似乎可以从人类学里可以获得答案。


文化的相对性

浅显地说,在人类学里,文化一般指符号和符号的使用方法。符号是指一个事物在表达它以外的意义。同样的事实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之下会有截然不同的意义,而意义已经极深地植入到了我们与别人的互动当中去。互动受意义所影响,而意义又直根于文化当中,所以文化是一种相对的东西。最早识别出这条链条的是人类学,人类学的一个基本的学科假设即文化相对主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倾向于想象一个一致的、完整的、普适的文化情景和文化方向,但是它从来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我们处理不好这种相对的内涵,发展工作可能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在我的亲身经历中,我在四川凉山的艾滋病密集区曾接触了一些当地的居民,我发现他们在理解患病的因果关系时和我是不同的。艾滋病有很多的症状,比如说免疫力下降、咳嗽、打喷嚏、发烧不退和起疹子等等。我们在思考因果关系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时间跨度,也许会追溯到很久之前,想到去年我去输血了,是不是我用的血液制品里面有问题?但是当地人不会把较长时间里的一系列事情联系在一起,“我为什么打喷嚏呢?可能是今天出门的时候我跨过了我们家的火塘。”你也许会觉得这是一个迷信,但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个归因原则的时效问题,当地文化会把结果和当下发生的事情做因果联系。这就意味着在我们的文化里所认为的因果关系,它并不是唯一的。再比如,在我们的文化里40岁的男性正是年富力强,但假若在塔斯马尼亚群岛,平均年龄只有36岁,40岁就是高寿。

文化既是人的创造产物,也是创造人的一个结构,它是相对的,由历史、经济、甚至地理等各种因素共同塑造。一旦掌握了这套思维方式以后,我们在做发展工作的时候就会对工作有一个新的认识。当发展学家意识到人类学思维方式的重要意义的时候,人类学逐渐成为发展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策源地。这使得发展学家们以一种新的视野来工作,从最开始用效率来审视,到后来转化成顾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视域的转变。考虑效率时候追求的是多快好省、短平快;而考虑顾全的时候衡量的是权力关系。


权力涉及到的另外一个概念叫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社会资本,通俗地讲即人脉、圈子,在NGO行业我们称为伙伴关系;符号资本是让别人相信一件事情有意义的能力。举个例子说,我们每天工作的内容常规的表现形式就是写邮件、回邮件,你会觉得很琐碎。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你不要这么看,即便是在写邮件,公民社会也有你的一份参与,你也许突然就会觉得人生大不同,这就是一种符号资本。文化资本,指的是在一个既有的文化体系当中,被认可的区分权威的一个能力。举个例子来说,在现代社会里,人们会认为博士强于硕士,中级社工强于初级社工,有社工证的人强于没有社工证的人,这是所谓的文化资本。


这一系列的资本都在推动权力,权力无处不在,权力关系也无处不在,而识别这种权力关系是发展工作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否则当你以为是在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对对方造成了压迫。在我们的行业里应该形成这样的共识——在赋权理念的引领下强调对权力关系的觉察。 


拥抱人类学的过程,其实也是拥抱田野研究的过程。因为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只有一种,就是田野研究。你要去实地;你还要相信,你的研究对象掌握着对这个事情的知识,你的工作是学习他如何生活,理解他为什么这样生活。从远眺到近看,从俯视到平视,这是一个视角的转变。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跟研究对象是相互陪伴的,他帮助我理解,我也帮他理清,这样才能构建出一种多元的、丰富的、非单一化的,也不是本质化的——关于人的理念和人的生活的认识。


中国NGO与田野研究

为什么中国的NGO不太追求田野研究呢?或者说,西方发展学家的人类学倾向为什么在中国没有成为主流呢?这里有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人类学发展历史自身的孱弱。上个世纪50年代-70年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曾经被整体取消。到70年代末社会学的恢复时期又边缘化了人类学的发展。我们不仅错过了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个阶段,并且先天不足,后天也没有得到均衡的滋养。


第二,中国知识分子在50年代以后历经了数次改造,造成了知识分子在公共事务上的后撤。


第三,学术体制向学术工业方向的转型。大学教职人员在文章和项目的重压下评职称和获得收入,很难再去雕琢和钻研,人类学成果日益碎片化,变成生产线链条当中的一个环节。这是全球性的一个学术生产体制的转型,再加上意识形态对于高校的侵蚀,造成了今天的结果。


以上就是我所理解的,人类学在中国NGO行业中没有发挥必要作用的原因。其中第一个是人类学的现实情境,而后面两个问题既影响了人类学的发展,更影响了人类学走出校园到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到NGO行业里的可能。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需要从行业自身进行反思的。NGO行业是一个舶来品。我们在采取拿来主义的时候,到底拿什么?非常多的人只沉溺于拿工具、拿可操作化的东西,很少人愿意去想工具背后的理念和理论。大家带着一种焦虑感总是急切地想要行动,亟需立等可用的东西。但只讲工具,不去强调后面的理论和理念,同样会给我们的操作化带来问题。过去我们曾经做PRA(Partivipatory Rural Appraisal)参与式农村评估,当西方PRA已经到了第十三代的时候,已经在反思它的一元化和单向化的问题,尝试去改变这个工具,而我们还在讲第二代和三代的内容,以至于我们失去了主体性,只能靠外面输血。一旦切断了这条输入渠道,我们要么固守既有的东西,要么干脆直接扔掉,导致今天很多人在农村开展工作的时候,已经完全没听过PRA了。


工具不经过本土化就没有任何生命力。这不是我们行业很现实的问题吗?我们怎么去改变这个现状呢?人类学学习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我提倡大家对学科知识抱有一个开放的态度,对自己的工作多一份反思。


田野研究的重要核心

田野研究有几个重要的概念。比如主体性,是指人作为主体具有能动性、创造性、主导性和意识性。通俗地说,是指“我”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主体,而对方也是一个主体。当我们带着改造别人的心态去行动,就把对方客体化了,变成一个完全被我改造的对象。如果我意识到对方也是主体,我们两个互动会构建出一种新的东西,叫主体间性,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叫主体间性。在实际工作中,意识到你的工作对象不是一个完全被你改造的客体,你要跟对方一起开展工作,这叫主体间性。   


同时也要意识到,工作对象作为一个主体具有能动性。所谓的能动性就是我们生活在许多框架当中,有很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期望,框架性的东西会影响我们,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创造性的去完成我们自己希望完成的工作。要意识到这一点,还有一个概念叫自反性,有人会把它解释成反思,但是它不是简单的反思过程。自反性是当我意识到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时候,会按照我的意识去行动,在我行动了以后,又会继续影响我对这个事情的意识。主体性、能动性和自反性三者是有机结合的。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和工作伙伴之间的关系是主体间性的,他们的意识会影响行动,而行动会继续影响他们的意识。他们有很丰富的能动性去改变自有的框架。自反性和能动性是一个非常辩证的关系。


在田野研究当中,我们是一直在强调主体间性、能动性、自反性,特别是能动性和自反性。如果大家最后没有任何的机会去真正地做一个田野研究,至少可以去把握它最核心的这几个概念。


田野研究的主要方法

田野研究有两个重要的方法:参与式观察与访谈。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两个方法之外——我们怎么进入实地?如何在实地现实地生存下来?这才是关键。


观察有一个重要点——观察者本人不是一个虚无的存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社会关系会影响被观察者和观察者之间的关系,形成主体间性。比如当我是一个黑人,我去研究三K党,他们展现给我的很有可能是他们善意的一面;但如果我是一个白人他们会怎么展示呢?观察并不是要实现一个绝对客观的结果,而是意识到什么东西在影响你的研究。你的身份、角色,你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一定都会产生影响。并且它是一个随时间而不断变化的过程。什么是客观的?什么是真实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被构建的,意识到这一点你就获得了巨大的解放。


从访谈当中我们要注意——访谈是一个赤裸裸的权利关系,它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么和谐,它充满了张力,甚至包含了各种伤害。你的提问和理解也有可能包含着各种各样的预设在其中,访谈也是一个充满权力关系的过程。


同时,在访谈的过程当中不要把权力关系本质化,不要去想象一个恒强或恒弱的关系。关系是不断变化流动的。比如,我曾经做过一个黑社会的研究,结识了黑社会老大。在我的想象中,我们之间的权力关系应该是他恒强、我恒弱,但随着关系的演进,应具体的事件而变动。当有一次他讲起自己女儿的事情,立即变得脆弱和失控,我们之间的关系格局发生了对换。在这个事情之后,他在跟我的相处过程中变得非常柔弱。但不久以后回到他所熟悉的场域,他又恢复到强硬。权力关系一直都在,但它一直在变化。



编辑:魏晗  汪璟

 图片来自于网络和

新南社会发展中心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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